一个生性憨厚、老实的中年男子，在听了同事讲述的艳闻后，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走进了路边的发廊。事后他便怀疑自己染上了艾滋病，在前去医院检查后，想想死亡随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绝望之中，拔刀捅死了那个同事。然而，就在案发的第二天，警方从医院拿到了检查报告，结果显示其所有的病理指标完全正常，一切病征均源自他其莫名其妙的心理因素……  

 老大，怎么回事？
    4月的夜晚，依然还透着丝丝凉意，座落在宝山区淞南新村周围的马路上行人不绝。此刻是23日21点，夜幕下一些小饭店、棋牌室、足浴房还不时传来阵阵喧闹声。这时，只见一辆出租车从远处驶来，停在一个住宅小区附近后，从车上跳下一高一矮两个中年男子，他们并肩有说有笑地向小区的大门走去。谁知，就在那个高个子男子将要走进小区时，矮个子男子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尖刀，狠狠地朝高个子男子的腰部捅去。
    “老大，怎么回事？”黑暗中高个子男子满脸惊恐地转身向一旁的矮个子男子问道。可是，话音刚落，他的身子便慢慢地向地下倒去，但圆睁的双眼始终紧盯着矮个子男子，那目光里饱含着深深的不解与疑惑。而矮个子男子则匆匆睥了他一眼后，将刀藏入怀中，便借着夜幕的掩护，迅速消失在苍茫的夜色里。
    几分钟后，一名途径此地的路人，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以为是此人酒喝多了醉倒在路边，便好心地上前推了推他：“喂，朋友，你醒醒，睡在马路上很危险的。”但当他再弯下身子仔细一看，竟然发现此人的身上血迹斑斑时，大惊失色，连忙拿出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很快，宝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赶到了现场。经法医勘验，死者的后腰部有一处致命的刀伤，属于一刀毙命，由此基本可以断定凶手应当是身强力壮的汉子，且对被害人“恨之入骨”，否则不会下手如此凶狠。在死者的身旁，侦查员找到一只其随身携带的包，里面的钱款、证件等物品分文未少。据此，侦查员判断，凶手为谋财而抢劫杀人的可能性不大。
    死者的身份很快就被查明，名叫黄冬，今年35岁，河南周口地区人。多年前来上海打工，现在上海某知名搬场公司担任司机，家就住在案发地所在的小区。
    由于案发现场就在居民住宅小区的门口，是周围居民进出小区的必经之路，同时，现场附近还有众多的路边小店。因此，侦查员首先开始对案发现场周围展开了大范围的调查、走访，积极寻找当时的目击者。
    可是，让侦查员感到纳闷的是，几乎所有的被访者竟然还不知道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了一起血淋淋的凶杀案，均说根本就没看到有人持刀行凶，也没有听到有人呼救等异样的声响。这种情形对侦查员来说是鲜见的。从事命案侦查多年的宝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重案队队长唐轶笑着说：“当一圈兜下来，所有的群众都对我们说不知道时，我一下子也好象没了方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难道这个案子是职业杀手搞得一次暗杀行动？”
    有一个人手机关机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群众走访来寻找破案线索的路径，显然已经是“此路不通”。于是，侦查员便把侦查工作的重点转向对死者黄冬的各类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上，试图从中寻找突破口。
    据黄冬的妻子反映，就在案发的当晚前几分钟，黄冬曾经打电话告诉她，说自己和几个要好的单位同事聚餐完了，现正在打的回家的路上，马上就要到家了，让她早点休息，不要等他。但是，放下电话后，却久久没有等到黄冬回来。
    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刑侦支队领导当即决定：立即查找到那晚和黄冬一起聚餐的单位同事，彻底摸清案发当晚他们的活动情况。在搬场公司领导的配合下，侦查员获悉，23日晚上和黄冬在一起聚餐的共有六个人，全部都是同一家搬场公司的司机。接着，侦查员逐一拨打了他们的电话，并要他们马上赶到单位配合警方的调查。一番电话打下来，除了一个名叫张宗志的安徽籍司机关机外，其余五个人接到电话后，都很快就赶到了单位。
    据他们陈述，当天下午5点下班后，他们六个人便留在公司的休息室打牌,打的是一种叫“跑的快”玩法。一直打到晚上7点左右。其中有两人赢了近千元后，便请客到通南路上的一家饭店吃晚饭。在饭桌上大家喝酒聊天，有说有笑，十分高兴。就这样，吃到9点左右，大家就分头回家。而和死者黄冬一起打的回家的就是那个手机关机的安徽籍司机张宗志。
    经过核查，他们的陈述的情况基本属实，排除了这五人的作案嫌疑。据了解，因为工作联系的需要，公司规定驾驶员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那么，这最后一个和黄冬分手的张宗志为什么会突然把手机关掉？眼下，为了查清黄冬被害前那一刻情况，就必须迅速找到张宗志。于是，侦查员马上驱车赶往其居住地。
    张宗志会是刺死黄冬的凶手？
    当侦查员来到张宗志的家里，找到他的妻子时，其妻子也正为找不到张宗志而急得团团转。据她说，当天下午张宗志打电话给她说，下班后要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吃饭，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她在电话里反复叮嘱他“酒不要喝，明天还要出车，早点回家。”
    谁知，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张宗志也没有回家，打他的手机，话筒里始终传来的是“对不起，你拨打的手机已关机。”的语音录音。焦急万分的她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正当她准备到搬场公司去找他领导询问时，想不到警察居然也上门来找他了。
    据了解，39岁的张宗志生性憨厚老实，在单位里工作积极，深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因为在同事中他的年龄最大，所以，大家都喜称他为“老大”。这么一个老实人怎么会突然在一夜之间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呢？大家感到十分纳闷。
    此时，张宗志的表弟赵敏提供的一个情况，则更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据他说，4月23日晚上9点左右，他驾驶着集装箱卡车正行驶在A30高速公路前往洋山港码头路途中，突然接到张宗志打来的电话说：“我得了艾滋病了，你马上帮忙替我打个电话给我老婆，让她明天一早带着儿子到性病防治中心去检查一下。谢谢你了。”
    接到张宗志的这个电话，赵敏简直就是一头雾水，正当他想问个明白时，张宗志已经把电话挂了，再打过去，他已经关机了。
    过了40分左右，赵敏又接到张宗志发来的短信：“我把黄冬打死了。”这下赵敏更是被彻底搞糊涂了，立刻再次拨打张宗志的手机，但他又关机了。
    张宗志的那没头没脑的电话和短信让赵敏感到，张宗志肯定碰到了什么事情了 。于是，赵敏赶紧打电话给搬场公司的调度员，同时将那条短信转发给了他。
    调度员接到赵敏打来和转发的短信后，不由也疑窦丛生，赶紧拨打张宗志的手机，果然是关机。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来上班，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在张宗志的身上发生过。调度员顿时感到此事非同小可，迅速向公司作了领导汇报。与此同时，宝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以及张宗志的妻子也来到了搬场公司，大家都在寻找同一个人——张宗志。
    “张宗志是一个对工作、对家庭十分负责的男人。同时，在单位里工作表现非常好，生活作风端正。”搬场公司的领导、同事以及张宗志的妻子均认为，张宗志这样一个老实人、老好人一夜之间突然失踪，肯定是受到了什么委屈或者打击，否则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出走”。
    可是，侦查员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从张宗志打给其表弟赵敏的那个无厘头电话和短信中，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张宗志确是在案发当晚最后一个和黄冬分手的话，那么，黄冬的遇刺之死，就与他脱不了干系。于是，分局领导当即决定将其作为重点嫌疑对象，迅速派侦查员前往他的住处、亲戚家以及安徽巢湖的老家进行布控，并且列为公安部的网上追捕逃犯。
    “张宗志会是刺死黄冬的凶手？”对警方采取的这一措施，尽管搬场公司和张宗志的家属觉得“不太可能”，但还是表示愿意积极配合警方的工作。
    一张抓捕张宗志的天罗地网悄悄地张开了。
    老大，你到发廊里去玩过吗？
    那么，老实人张宗志是不是刺死黄冬的真正凶手？他究竟到哪里去了？目前又在哪里？为什么会突然失踪？
    现在，我们不妨暂且敝开围绕着张宗志的一连串问号以及他目前的行踪，把时空切回到2008年12月的一天吧。
    那天，张宗志下班驾车回到公司，换好衣服正准备回家，在门口遇见了同事黄冬，他一把拉住张宗志：“老大，这么急着回家干吗？走，跟兄弟喝酒去。”
    这个黄冬虽然不是张宗志的安徽老乡，但和张宗志在一个公司一起工作了4年多了，原来他们是搭伴跑长途的，因此，彼此的关系不错。别看黄冬比张宗志小没几岁，但头脑却比他活络多了，所以，忠厚的张宗志在业余时间也十分愿意和他一起喝酒、打牌、聊天，听他吹吹天南地北的奇闻佚事，也算替自己开开眼见。
    于是，两人来到了搬场公司附近的一家小饭店。那天，也不知为什么，黄冬兴致特别高，喝了不少酒，脸涨的通红。喝着，喝着，他突然一把挽住张宗志的脖子笑眯眯地问道：“老大，你到发廊里去玩过吗？”
    张宗志一脸狐疑地答道：“我理发从来不到发廊里去理的呀。”
    “老大，你别和我瞎淘糊好！我是说你到发廊里去找过小姐吗？”黄冬拍了拍他的肩膀，摇着头说道。
    听得黄冬这么一说，张宗志连忙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得：“这种事情，我可不敢做的，万一被警察抓住，那是要蹲班房的哦！家里老婆、孩子还要靠我挣钱养活的。”
    “老大，不是小弟说你，你真是个老实人啊！哪有这么巧被警察抓住的。我说啊，一个大男人这辈子如果没有找过小姐，那可是活得没有生活质量。”借着酒性，黄冬边继续喝酒，边绘声绘色描述起自己的嫖娼“生涯”。
    黄冬吹得洋洋得意，张宗志听得也脸红心跳，渐渐入迷。尽管他嘴上依然唠叨着：“这种事，我可没胆量去做的。”内心深处却非常羡慕黄冬的“艳福”。
    这一晚，他们喝的特别晚，酒也喝的特别多，彼此都有了几分醉意。最后还是张宗志硬撑着打的将黄冬送回家。临分手时，黄冬还囔囔着：“老大，别怕，下次兄弟带你到发廊去找个小姐玩玩.。”
    当张宗志回到家里时，已经是凌晨时分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像是在放电影似的，尽是黄冬描述的他在发廊里的一个个“精彩”的镜头。这一晚，他有了平生第一次失眠。眼睁睁地看着天逐渐放亮后，他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最终下定决心：寻找机会一定也要到发廊里去找个小姐“试试”。
    他妈的，我一定要找黄冬这小子算帐
    机会终于来了。
    2009年1月23日晚上10点左右，张宗志加班后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路经一条僻静小马路时，只见一家闪烁着粉红色昏暗灯光的发廊门口，站着一个肩披长发，穿着性感的小姐，正搔首弄姿地不停朝他挥手“大哥，进来玩会嘛！”
    张宗志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不由停下了脚步，呆呆地望着那个小姐。脑海里马上经浮现出黄冬给他描述的那一个个“精彩”的镜头。这时，小姐已经走了上来，不由分说挽着他的手臂就朝发廊里面拖。此时，张宗志紧张地朝四周张望了几下，见没有警察“跟踪”和熟悉的人后，便随着小姐进了发廊。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张宗志带着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走出了发廊。而那个发廊小姐则倚在在门边挥手道：“大哥，下次再来哦！”
    一个星期之后，当张宗志依然还沉浸在那晚和发廊小姐的“亲密接触”的意境中时，突然觉得自己的下身有异常，心中颇为紧张，连忙悄悄地到医院作检查，可是并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但就打这以后，他的内心便始终像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总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身体渐渐在走下坡路。可又说不出具体的病症。于是，整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原本性格就十分内心的他，如今更是变得沉默寡言。
    到了2009年的4月初，张宗志发现自己的毛病发展的越来越严重，不仅发烧、乏力、吃不下饭，甚至还出现恶心呕吐，全身发痒，浑身上下犹如无数只蚂蚁在撕咬皮肤。再次偷偷到医院去看病，医生依然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他心想：自己肯定得了性病，是这家医院的医生水平太差，检查不出。于是，他决定自己替自己看病。为此，马上到新华书店购买了好几本医学书籍，一连研读了好几个晚上,在反复对照了自己的身上的病症，和书上描述的艾滋病病症后，发现二者完全是一模一样。终于惊讶地发现自己患的不是一般的性病，而是可怕的艾滋病。这下，他彻底傻眼了，没想到仅仅到发廊里玩了一次，就会染上了如此的绝症。当即就流下了泪水。他明白，得了艾滋病，也就意味着死亡。顿时，他想到了善良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想到了在老家的年迈父母，想到经过自己在上海多年的辛苦打拼，好不容易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稳定工作，在江苏昆山还购置了一套商品房，正当小日子过得挺红火的时候，却因为自己一时的糊涂，而统统将付之东流。
    此时的张宗志，内心充满着后悔和恐惧。4月20日他特地请假赶到市性病防治中心，用“李军”的假名，专门做了艾滋病病例检查，检查报告要4天后才能出来。在等待报告的那几天中，他坐立不安，简直就像度日如年。同时，充满着痛恨，他恨那个把艾滋病传染给他的发廊小姐，但更恨黄冬，正是这个可恶的黄冬，对他说“发廊小姐怎么怎么好玩，”才害得自己鬼使神差走进了发廊。最终铸成了家破人亡的“千古恨”。
    “他妈的，我一定要找黄冬这小子算帐，都是他害了我传染上了艾滋病。”都说老实人要么不发脾气，可一旦发起脾气来，可谓“惊天动地”。这不，张宗志当即就气鼓鼓地赶到超市花了100多元买了一把尖刀，他决定要好好教训、教训黄冬这小子，心想，黄冬身材魁梧，身高近1米9，自己和他对打肯定是打不过他的，只有找机会趁他不注意时狠狠地捅他一刀“既然我活不了，你也休想有好日子过！”
    4月23日晚上下班后，黄冬约他和另外几个司机一起打完牌去吃饭时，张宗志觉得机会来了，便悄悄把那把刀藏在身上。吃完饭后，他们一起打的回家时，他故意和其他几个司机说：“先送你们回去，我和黄冬一起下车，他今天酒喝多了，我来送他。”
    当出租车驶到黄冬家附近的小区时，黄冬对张宗志说：“你不要送我了，早点回家吧。”但张宗志执意要送，他热情地说：“没关系，我正巧也要到你住的小区里找个老乡，咱们一起走。”
    接着，他们继续并肩朝小区走去，当走到路灯的背光处，眼看着黄冬马上就要进入小区的大门时，张宗志见四周没人注意，迅速拔刀朝他的腰部猛刺了一刀。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描述的那令人心悸的一幕。
    不可思议的作案动机
    现在，终于解开了围绕着张宗志的那一连串问号。但他捅了黄冬一刀后，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呢？
    当时，张宗志趁着天黑急匆匆地逃离了现场后，先坐出租车来到吴淞码头，独自在江堤边徘徊了一会后，给表弟赵敏打了一个电话，发了一条短信后，便把手机关掉，呆坐在江堤上。望着波涛汹涌的长江，几度想跃入江中一死了之，可最终却没有胆量跳下去。半夜时分，在路边叫了一辆黑车向嘉定方向驶去。
    到了嘉定已是凌晨，张宗志望着在马路上不停巡逻的闪烁着警灯的警车，心里十分害怕，心想：“完了，肯定是警察在抓我。”赶紧闪身躲进公路边上的绿化带里，俯身趴在茂密的树林中大气不敢喘一口，直到警车驶远了好久，才悄悄钻出树林，并把那把尖刀扔进树林深处。此时，天色已经放亮，他觉得不能再在上海了，必须迅速逃离上海。正巧，这时有辆拉客的摩托车路过，他马上拦下摩托车，要司机开往江苏昆山。
    到了昆山，张宗志不敢逗留，连忙又坐上一辆黑车，逃往南京，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继续乘坐黑车到了溧阳。再从溧阳坐车到安徽的宣城、芜湖、合肥等地。这时，他想想自己患上了艾滋病，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多么想老家看看年迈的父母，与他们作最后的告别。但好几次快走到父母的住处时，却不敢迈进家门，生怕有警察“埋伏”，只得含泪过家门而不入。最后，他坐火车逃到了湖北的汉口，准备到一个熟悉的安徽老乡处躲避下，可是，在汉口兜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个老乡。这时，由于匆忙逃离，身边带的几百元钱也已花得差不多了。于是，拿着仅剩的几十元钱，买了一张汉口到南京的火车票，又连夜返回南京，准备去找亲戚借些钱后，继续潜逃。
    经过了连续几天几夜这么一大圈的长途潜逃，张宗志早已身心疲惫。一路上，他几乎没好好吃过一顿饭，睡过一个安稳觉。到后来，因为钱用完了，甚至去挖路边的野菜来充饥。睡觉也只是露宿在桥洞下或者树林里打个旽。不仅如此，他的精神上还得承受巨大的压力，始终是担惊受怕，只要一看到穿制服的人和警车出现，神经就立即会高度紧张起来，立马远远地躲起来。
    因此，当疲惫不堪的张宗志坐在火车上，随着火车节奏性地晃动，眼睛渐渐地合拢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迷迷糊糊之中，他隐约听到好像耳边有人在说：“一个人只要干了坏事，迟早是要被抓住的。”惊得他“唰”地从位子上跳起来，定睛一看，原来是邻座有几个部队战士在聊天。而他的反常举动，则引来了四周旅客注视的目光。正巧这时，有位乘警巡视到这节车厢。张宗志顿时感到：“完了，警察来抓我了！”当即双眼一黑，瘫坐在位子上。
    谁知，乘警并没有上来给他戴上手铐，只是向他看了看后，继续到别的车厢巡视。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实实是把他吓得不轻。目睹着乘警渐远的背影，张宗志突然感到：逃是逃不掉的，终有一天会被警察抓住的，还不如投案自首算了，早点让自己解脱。于是，他马上走到乘警办公的餐车，对乘警说：“警察，我在上海杀了人，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乘警一听张宗志说自己是杀人犯，马上将他的身份信息在网上作了比对，发现此人果然是被上海宝山警方列为网上追捕的逃犯，立即就将他控制起来，并迅速通知了宝山警方。第二天，宝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重案队队长唐轶带领侦查员赶到南京，将张宗志押回了上海。
    据唐队长介绍，对张宗志这样一个自述已患上艾滋病的特殊犯罪嫌疑人，既要把其看管好，又要防止不被病毒感染，对负责押解的侦查员来说，可谓责任重大。一路上他们小心翼翼，并且还特意对他采取戴口罩等隔离措施。唯恐途中稍有不慎，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经审讯，张宗志交代说，他之所以要怒刺黄冬，是想“教训，教训他。”审讯中他的情绪很不稳定，自始至终都对黄冬表现出强烈的怨恨和愤怒，感到正是黄冬害了他和他的家人，毁掉了他们一家的幸福，尤其是每当看到可爱的儿子额头上经常冒虚汗，觉得这就是艾滋病的典型病征之一。
    然而，就在案发后的第二天，侦查员就从市性病防治中心拿到了他的检查报告，结果显示他的所有指标均正常，根本就没有患上艾滋病。得知这一结果后，张宗志追悔莫及：“我只是想教训下他，没想到会一刀就捅死了他，现在两个家庭都被我毁掉了。”
    对张宗志的这一作案动机，侦查员感到十分不可思议。唐轶队长说，他侦破过无数的命案，像张宗志这般荒唐、可笑的杀人动机却还是第一次遇到。并从犯罪心理学上分析道：张宗志是个憨厚、内向的老实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缺陷的偏执者，大脑思维喜欢疑神疑鬼，容易钻牛角尖。因此在听信了同事的诱惑，偶尔去嫖娼后，在心理因素的驱使下，便始终感到身体不适，但又不好意思去正规的医院就诊。缺乏医学常识的他，只得偷偷去买本医学书籍来替自己“看病”，当“诊断”出患上了艾滋病后，想到一旦单位和朋友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今后怎么做人？更为可怕的是还要连累妻子和儿子。于是，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张宗志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恐惧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心理干预与疏导，便把所有的怨恨倾泄到了“罪魁”同事黄冬的身上，导致最终上演了一幕怒杀黄冬的惨剧。
    针对此案，警方郑重提醒市民，一定要洁身自好，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贪图享乐，随意前往不该去的地方，这样既害了自己，也毁了家庭。